农民工讨薪，我们都说累了

 时近农历年末，“讨薪潮”按时涌现，从来不曾消亡。

重复的话题，雷同的剧情，年年上演，甚至让人感觉新闻疲劳。搜索“讨薪”，有几千万个“结果”，而对于农民工如何讨薪，竟也早有了“经验”、“方法”、“步骤”，以及媒体、专家、律师、学者、政务工作者等多个群体的关注与支招。

而更感疲乏的是，年年干活年年欠、年年欠薪年年讨。在农民工的讨薪之路上，无奈和艰辛的底色仍未改变。难道，关于讨薪的马拉松，逃不出怪圈？

农民工不该成为“接盘侠”

为何会欠薪？我们不妨先来看几个案例。

1、投资数千万元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中医院门诊楼竣工，因工程未验收、工程款未结清为由，拖欠农民工近两百万元工资。

2、因甲方资金链断裂，榆林横山区农民工4年来不断讨薪，去年县政府信誓旦旦承诺，尽力解决，但同样的问题，一年后还是没有解决，农民工将此问题反映给市长。

当然，还有类似“老板被抓了”“包工头跑路了”等各样欠薪理由，但无论缘由何在，都不该成为欠薪的理由与借口。

拿欠薪TOP榜上的热门理由——工程款未结清来讲，根本站不住脚。“工程未验收”是建设方、施工方的责任，这与干活的农民工有什么关系？既然农民工已经干完活了，就应该领取自己的劳动报酬。如果施工方以“工程未验收”作为欠薪理由，而有关方面又认可这种理由，那么这等于把工程建设方、施工方的责任转嫁到无辜的农民工身上。

坊妹注意到，每个项目不同，可能拖欠工资的原因也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项目不受控制了，最先遭殃的是农民工。

不可否认，一些行业因环节的多少，影响了最终拿到钱的时间。比如建筑行业，涉及拿地、设计、承包、分包、销售等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导致资金链条的堵塞，最终拔刀向更弱者，走向欠薪的危途。但这些风险，难道都应该让处于整个资金链最末端的农民工来承担吗？

如今的中国富豪多半源于建筑行业，但是农民工作为建筑行业最庞大和最底层的群体，却不能保障自己最基本的工资权益。项目盈利了，老板赚钱了，员工拿了分红，而农民工只有正常的工资；项目亏本了，老板可能最先跑路，员工也可以去找下家，但是农民工却要来“接盘”？农民工要背的是家庭，而不该是层层甩下来的黑锅！

坊妹以为，谁的责任谁来领，如果不找出欠薪的真正罪魁并彻底解决，很难保证这些企业从此走向遵纪守法、自觉捍卫职工权益的阳关大道。

政府不作为是对农民工的二次伤害

工资难讨的背后，暴露出劳动监管流程与实际用工现状的脱节问题，在农民工维权上，多部门相互推诿让讨薪难上加难。

在榆林横山农民工的讨薪事件中，讨薪者称，当地劳动监察大队队长说该项目没有施工手续没有施工许可证及招投标，他们管不了；信访大厅的横山县住建局局长说，该项目的确没有施工许可证手续，政府也管不了。

这个就厉害了，政府管不了？那没有施工许可就违规建设呢？坊妹不禁想要@相关职能部门，那么大的工程你们都没发现是个违建？该管的没管住，这个账该怎么算？

据此前媒体报道称，该建设单位在一期工程拖延二年时间没有交工的情况下，二期工程没有办理完善手续就违规开工，结果导致施工单位的工程款和工人的工资无法兑现，小区多名业主交了钱却住不进房子。

这表明，该项目的问题早在一期就已暴露，相关职能部门若是尽早发现问题，不仅可以防止违建发生，更能保护好农民工和业主的最大权益。

再来看看“政府管不了”的杀伤力。于情理来说，“有困难找政府”本就是农民工们对政府最质朴的理解、最基本的诉求，并不是他们不讲理，而是确实无计可施，最终把讨薪的愿望寄托到了政府一方。面对讨薪，政府及相关部门所摆出的态度亦只有帮助追讨，尽最大的努力解决农民工们的困难，而不是用推诿责任的方式对农民工造成次生伤害。

要解开疙瘩，让农民工理性讨薪，还需有关部门有所担当，拆掉相互推诿的“弹簧门”。解决欠薪难题，政府责无旁贷，不能简单地发个文件，开个会议，搞个检查，走个过场。出了问题的，该问责的问责，该处理的处理，不能手软，不能姑息。

对于此类问题，有关部门不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仅仅以“正在积极调查处理”就让事情烂尾，或者责令当事方补齐工资了事。坊妹以为，是不是应该将有效解决农民工工资也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呢？

讨薪马拉松，逃不出怪圈？

一些靠眼球、靠媒体、靠群众、靠领导的讨薪事件最终得到了解决，但还有多少农民工仍在讨薪的路上，却不得而知。想其维权过程，恐怕早已愁肠百结，讨薪缘何屡屡陷入法治困境，“清欠”为何进入循环不尽的怪圈？值得我们深思。

长期以来，农民工讨薪深处“法治洼地”，让问题的解决颇显泥泞。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我国治理欠薪的法规越来越健全，从事职工维权的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庞大，但仍有相当数量的职工为了讨薪，游离于解决问题的正当渠道之外，更愿意以极端的姿态登场。

在欠薪与讨薪的博弈中，甚至产生了职业讨薪策划师，下跪、跳楼、太太讨薪团、送“缺心”锦旗......花样维权的背后折射出农民工讨薪之难。这些黑色幽默在无情地追问：有良法在此，欠薪事件为何却“年年岁岁花相似”？又为什么依法讨薪效果远远不如行为艺术？

有讨薪者道出了苦衷：制度化维权渠道往往耗时费力。讨薪的复杂性造成维权成本居高不下，一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提到，为了索要千元工资，农民工要付出920元的成本，以及11到21天的时间。“漫漫长路”让农民工“等不及”“伤不起”。

在制度化维权渠道难以发挥应有效力的背景下，农民工讨薪“悲苦叙事”很难说不是一种必然。“博眼球维权”的自我矮化也好，“剑走偏锋”的自我伤害也罢，弱者用这样无奈的低姿态的方式来维权，让人痛心不已。一个旨在让劳动者“生活上多一些保障，心灵上多一些温暖”的社会，农民工的讨薪之旅，不应该如此曲折和屈辱。

但应该看到，这些年在化解农民工欠薪问题上，上上下下做了很多努力：“恶意欠薪罪”入刑了，行政执法更主动，监察执法与法律援助联动更通畅，工资保证金等制度也在完善之中……有各方的重视、有法律的保障、有治理的给力、有制度的支撑，欠薪问题相对过去有所缓解。然而，在现实之中，在一些地方，这一道道防护墙还是时有失灵。

有专家支招，要“清欠”，就要填补“法治洼地”，形成制度机制的“硬约束”，让工资发放者“找得着”“跑不掉”。从目前看，讨薪之难，主要难在工程项目复杂的分包结构上。农民工若与总包企业之间缺少合同关系，在工资发放上就会“脱节”，一旦分包者跑路，农民工容易维权无门。

当然，找得到“老板”，还得看得见“钱”。其实从制度层面上讲，即使资金链断裂、层层分包又或者是工程款未结清，也不应该出现欠薪，因为我国在工程建设领域早就实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按照陕西的标准，依据建设单位社会信用度，向其收取工程投资总额0.5%至3%不同额度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一旦出现欠薪，应该用这种保证金来垫付。

令人遗憾的是，真正因此“受益”的农民工，或许不多。到底是制度落实不够？还是保证金存缴比例有待推敲？抑或是申请保证金支付程序过于复杂？值得进一步研究，毕竟，制度的中心应是“人”，制度的设立应以问题的最终解决为旨归。如果治理欠薪行动和保证金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恐怕就走了过场或者沦为一种形式。

真心想要拖欠的，理由能找一百种，但年年上演的欠薪，绝不该成为顽疾。及时足额发放员工工资是每一名雇主的责任和义务，拖欠工资的行为早已如“过街老鼠”，且既有法律约束，又受部门监管，岂是各种理由就能推脱糊弄过关的？

坊妹相信，只要相关部门责任不缺位，劲儿往一处使，形成治理欠薪问题的合力。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好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权益，走出“年年欠薪年年讨”的怪圈，让“讨薪”能成为永远的旧闻。

（图片来源于网络）

来源：208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