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边区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

延安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杨伟宏

一、边区的社会治理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局部执政，乡村建设成为其重要任务之一。1941年4月，边区辖27县、179区、1065乡、6703个行政村，人口达20.2万户、135.2万人；1946年4月，边区辖33县、216区、1254乡、4852行政村、1.873万个自然村，人口达31.3万户、159.5万人。从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出：陕甘宁边区除了中央机关和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军队系统、学校系统及外来的革命青年外，主体属于乡村人。因此，边区的社会治理当以乡村为重点，走的是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二、乡村教育是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针对边区政府成立前的陕甘宁边区社会状况，时任秘书长李维汉描述说:“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60%，成人达3%；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作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地方，这种社会状况显然是必须改变的。事实上，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社会进行了一场系统的改造和治理。这场治理以教育为突破口，教育内容涵盖民主法治、民族政策、文化学习、医疗卫生、婚姻家庭、妇幼保健、移风易俗等，是一场系统的社会治理工程。

三、社会治理的成功典范。这场教育把乡村教育和乡村改造、乡村治理有效结合起来，以人的改造为根本，使边区群众普遍而系统地接受了一次文化教育、民族意识教育和生产生活科学常识教育洗礼。这场教育不仅提高了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唤起了边区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民族意识，更是对边区乡村社会实行了改造，成功实现了“十没有”，是乡村建设的典范。黄炎培先生和许多外国记者都盛赞了边区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的良好，与国统区形成了鲜明对照，是一个文明、民主、纯净的新社会。